“告诉我，亲爱的布里斯，有没有人跟你解释过《废除父权制法》？”

年轻人皱了一下眉头，摇了摇头。“你能翻译一下吗？”

“解释比翻译要容易。”施蒂利向他保证。“有一条法律已经统治我们几百年了。甚至在成文法出现之前，我敢肯定。早在十三世纪瑞士结成了第一个防御同盟的最初的阶段，这条法律就有了。这条法律很简单：在任何一个家庭里，最后的发言权在丈夫。”

“最后的发言权？我不明——”

“问题不在法律上。”施蒂利很粗鲁地继续说下去。“问题是现在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运动，要把这条法律从书本上抹掉。如果成了，那么每个家庭里丈夫有选举权，妻子有选举权，每个成年的孩子有选举权。你听过这种荒唐的事吗？”

“听过。”

“而且更荒唐的是，”老头又接着说道，“政府实际上正在准备，一旦法律生效，就建立一个……一个……一个机构，”他气急败坏地说，“帮助这些孩子去投家庭票。一个顾问局，”他用嘲讽的语调补充道，“指导，都是现代社会学假仁假义的胡说八道。你能想像这种极其愚蠢的行为吗？”

“能。”

“那好。”迪耶特对他的熏鲑鱼说道，并且一下子把它消灭了。

对于这次费了些周折安排的会面他既高兴又担忧。和敌人打成一片是情报工作中的大忌。这种事只能在最高级别上做，像总统们和首相们在最高级首脑会议上的交往。当然，从某种角度上讲，这就是最高级会谈，尽管坐在桌子对面的应该是帕尔莫，而不是他的手下人。

如果是跟帕尔莫的话，他可能就无法这么从容不迫了。那种给他的熏鲑鱼下毒的冲动可能强烈到根本无法克制。但是这儿的这个蠢货却好办，这个橄榄球手，这个大块头，他的大脑已经被女人彻底擦过、洗过、冲干净了。他听说美国的男人都被他们的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但是百闻不如一见。瞧他讽刺不许输的想法那劲儿！似乎他生活中的女人还没有往他的脑子里灌输不许赢的哲学。

当熏鲑鱼的盘子被收走的时候，他说道：“那么你们就让女人——用新名词怎么说来着？——做她们的事？”

布里斯靠朝后面，啜了一口葡萄酒汽水，然后说道：“施蒂利先生，你还能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