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行的工作，曾经耗费了梓涵多少心血，冷暖自知。

梓涵觉得，自己如今已经功成名就。

他虽然不像其他那些曾经的法律同行，那些各省分行法律部的老总们，他们中很多人后来离开了法律部门，去往分、支行建功立业，最后成为省级分行的领导，也许他们是很多人眼里的“功成名就”。

但梓涵的理解是，他经历了支行初创时的艰辛，取得成功时的喜悦，位于巅峰时的心旷神怡，如今似乎就差一个平淡时退隐山林的微笑了。

通过与李行长的几次交往，梓涵感觉到，李行长社交广泛，为人豪爽，尤其善于与企业家交朋友。李行长与杨行长，以及很多梓涵经历过的行领导有很大的差别。

梓涵认为，谢行长和杨行长这两位行长均具有极高的政治智慧，这表现在他们与政府相处时候的那种融洽，显示了他们在官场上的干练与老道之处。

徐行长就显得更加自我一些，他所追求的是很多身居高位的人无法理解的东西，所以他表现出来的是特立独行、孤傲、冷峻。

也许是因为刘行长出自大型国有军工企业，他由于没有在银行基层工作过，所以显得很不接银行的“地气”。虽然他性格善良，但其能力真的不敢恭维，尤其是他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可以用“稀烂”来形容。也许他并不适合银行这种特殊金融性质企业的氛围，而且梓涵觉得，他本人更缺乏一种担当的勇气和杀伐决断的能力。

李行长的所作所为虽显得有些张扬、狂妄，甚至是一种自恋，但矫枉过正也许是一种管理风格。假如需要绝对的权威，在省行这种奴性十足的文化氛围之中，也许恰到好处，让那些乌合之众敢怒不敢言。梓涵认为，李行长是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充分行使了一把手绝对的权力，这真是一位高手。

在他“统治”时期，虽然省行的业绩平平，但是他的创新政策频出，彰显了河北人善于总结和表达的特质。在总行领导的赏识下，或者也许是某一位处权力巅峰大佬的荫庇和加持下，他才有可能如此的风生水起、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