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毕业班的学生就要离校，有些人就在处理一些不要的旧物。经过交涉，柳溪用3元钱买下了一位名叫周明成的学长的一床旧褥子。柳溪知道，这个价钱，其实是半卖半送，心里很是感激。拿出随身的笔记本，请这位学长签名留念。岂知，二人数年后重逢又是另一番情景，这里暂且不表。

学校得知柳溪的家庭状况后，系领导、老师积极奔走，为他申请评定成甲等助学金，每月20元，扣除16元作为生活费外，还能剩余4元零用钱，用于买书或者急用。

天气渐渐变凉，老师们看着柳溪衣衫单薄，又给他发了一套绒衣，一套棉服和一双棉鞋。

柳溪抱着这些沉甸甸的关爱，禁不住热泪盈眶。一个寒门学子，何德何能，竟得到学校老师如此的挂怀？！唯有发奋读书，才能报答国家和学校对自己的栽培与重视。当晚，柳溪在信纸上郑重地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1960年，在人们心里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困难时期，先是粮食开始定量，要求团员带头节省。食堂的大师傅们连菜根都不舍得扔，总是洗干净加入菜里。另外，柳溪他们系食堂还首创了“双蒸窝头”的制作方法，召开全校现场经验交流会，进行推广。

柳溪的脸上，身上逐渐浮肿，老师们还特地让食堂每天早餐给他们这些最早出现浮肿的学生一人增加一勺煮熟的黄豆来补充营养。

尽管如此，柳溪还是渐渐出现头晕，耳鸣，注意力不集中，焦灼不安的症状，身体每天都在饥饿的驱使下，乏困无力，头昏眼花。

虽然是身心疲惫、饥病交加，柳溪却一刻都没有放弃学习。他知道，自己唯有好好学习知识，才能报效国家，才能回报领导，老师的深情厚谊。

6月的一天，同屋的人给柳溪带回来一封信。

弟弟在来信中说，家里的饥饿远远比北京严重得多，爹为了让一家老小不被饿死，自己从口里节省口粮，但是，最终父亲却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弟弟说，后事已经料理完毕，爹已经下葬，让柳溪节哀保重，继续学习。

这封信，仿佛是晴天霹雳，彻底击垮了柳溪的心。

他开始彻夜难眠，回忆父亲的种种慈爱，一整晚都是以泪洗面，到了白天，昏昏沉沉，根本提不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