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老师又是知青身份，属于生产队分口粮时的双重优先考虑对象，队上会优先分粮食给他。但他自己不会做农活，种不了菜，就每月给两元生活费给叶校长家，他自己做饭要用的青菜萝卜就由他自己到叶校长的自留地去摘。

偶尔他也帮周家英一起伺弄菜园子，帮忙挑挑粪或浇浇水什么的。而且，叶家经常做好了饭或家中有了客人来就喊他一起吃，当他半个儿子一样。叶家的儿子叶秀材没去当兵前，他俩也很谈得来，像一对兄弟般。陈继良自然乐意来蹭饭的，免得要自己一个人做。

说来，周家英母女是对他有恩的。

先说陈继良为何到这里成了知青，又在叶国栋掌管的小学当了老师的事。

当年陈继良的爹随部队进了上海以后，他所在的连队接管了郊区一家大型棉纺厂。那时部队极速扩招，招募大量新兵去解放西南、东南，甚至要去海南、台湾，恰好需要加工被服的工厂，就将它改成了军工厂。他留在厂里当了指导员，之后经人介绍与一名上海女子结了婚，在上海安了家，住在厂宿舍。

陈继良的妈是学医的，有文化，上班在城区，太远了，就把她调到厂医务室做了医生。共生了四个孩子，前三个都是女娃，老大大学毕业是国家干部；老二性格活泼，长大后进了部队当了文艺兵，毕竟这条线陈继良爹是熟的；老三不喜欢学习，初中毕业后招工进了另外一个工厂，成了当时最风光的领导阶级。

陈继良是宝贝老幺，但父母都上班忙，他是三个姐姐带大的。三个姐对他并没有惯着、让着，加之家教好，他并没有落下娇生惯养的毛病。大概是随女孩子长大的缘故，他性格文静，喜欢看书，读书成绩不错，高中考上了区重点。本可以顺利考入大学，甚至他连心仪的上海交通大学都选好了，因为那里离他家交通比较方便，转一趟公交车就到了。

高二那年，文革高潮来了。当年高考出现了全国英雄“白卷先生”张铁生，一时上下全国社论不止，高谈不休，占舆论主流的造反派喊出的口号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陈继良父亲厂里的许多知识分子也在那几年被审查、批斗，有的被强制劳动改造，有的命丧黄泉。

这种风气，让陈继良怀疑文化知识的作用和价值，也对人生十分迷茫，对高考索然无味，无心学习了。当然，那时即便考上大学也不能安心学习。大学校园作为最激进的场所，老师们作为反动权威和“走资派”被打倒、关牛棚了，无知而无畏的学生们成天贴大家报、批斗、抄家、打倒，校园哪能容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陈继良爸在厂里当副厂长也是心情矛盾，既不是他自己好好抓生产的时候，也不是要求孩子好好学习报效祖国的时机。在这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他宁可多在批斗会上喊口号，也不敢要求工人阶级在车间工作的质量和产量。

那时胡乱写的大字报向墙上随便一贴，或写成举报信随便一寄，就有可能让人被隔离审查。而如果字里行间加上一星半点、似是而非的线索，则那人和他的家人就被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

陈继良的爹当时虽是副厂长，但已被厂里造反派的头头私下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走资派）了，再不小心谨慎就要开他的批斗会，那可就麻烦了，弄不好下一步也是关进牛棚子，或去劳动改造，成剃光头的劳改犯了。

那时厂宿舍不时传说某某家的小家伙儿如何打群架、当流氓了，谁家的孩子抢军帽被打骨折了，谁家的女儿跟小流氓好上了，甚至谁谁失踪了，谁谁被打死了。这些消息总是吓得陈继良的妈一惊一乍。夫妻俩商量，局势不好，与其让陈继良在上海耗着不学好，不如让他响应号召，主动送他上山下乡，挑一个自家熟悉的好地点，远离是非漩涡。

他们选的地方就是老陈的家乡，著名的革命苏区之一，曾经的黄麻起义之地。让陈继良回到老家农村，去接受农民伯伯的再教育。关键是让他既能吃点农村的苦，知道生活不易，也有老家的亲戚在背后关照他，不会让他走邪门歪道。

在那个年轻人普遍向往红色革命的年代，黄麻起义以及鄂豫皖根据地是写进教材课本的，这里是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之一，读过书的人都知道。鄂豫皖根据地包括现在湖北的黄冈、麻城、红安、大悟、罗田、广水、河南的建始、商城、新县及安徽省的金寨、六安等相邻的县市，是大别山区的腹地。这些地名和当年的事，陈继良偶尔听他爸酒后吹牛提及，耳熟能详。他听众爹妈的建议，主动写了申请书。他觉得从上海到爸的老家当知青很荣耀。陈厂长所在的工厂是辖区里受重视的大型军工企业，经常举办军地联谊活动，街道和派出所的人与陈厂长都熟。街道工作人员过去曾经动员过陈继良上山下乡的，他不太愿意，当时看在陈厂长面子上就没太强制。如今陈继良主动提出了申请，马上就被批准了。

陈继良他爸的一位表弟姓杨，在云台乡做了几年的乡党高官。因此陈继良被安排到云台乡辖下的先锋大队一个叫李家畈的湾子，这个湾子的生活条件相比而言算好的。

李家畈在山区里，民风淳朴，但村里的山势并不高峻，只算是丘陵，而且背靠县上最大的水库，通向四面八方的水渠蜘蛛网一般从他们村里穿过，近水楼台之地不缺水。因此，他们那里山间的梯田比其他生产大队要多些、也肥些。许多田能稻谷与小麦轮种，粮食产量比乡里其他几个生产队也高一截，粮是纲啊！

陈继良的身份被瞒得严实，除了乡党委杨书记一家，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与杨书记是叔侄关系。陈继良除了在最开始来时到过叔叔家一次，此后再也没有去过，他也从不提及。陈继良祖上所在的长岭冈乡与现在的云台乡离了八十多里地，而且跨了县。相邻两县的行政关系有时近有时隔得远，远时甚至于不属于同一个地级市管辖。这种事他们自己不说，没人会想得到。

生产队最开始对陈继良是坚决落实“让知青接受贫下农民再教育”政策的。

他在从小到大家务事不太会做，搓衣做饭的事多有姐姐们顶着，对农活儿更是陌生。初来乍到时，他两眼一抹黑，啥也不会呀。在农民看来，他简直是笨手笨脚，拿镰刀割草竟然能把脚割了。“没得用哟”，有的就农民笑话他，说“他还知识青年呢，有啥知识呀，没看出来”。更有瞧不起他的，说“他哪能弄到饭吃哟，白长了这么大，长得白白净净有什么用？”

他孤独无伴，这个湾子就他一个知青，也没人谈得来可以诉诉苦，那段日子灰暗无比。

虽然他态度积极而肯干，但犁田、耙土等庄稼活儿不是他几天学得来的。队里就让他跟着妇女们做些轻一点的事，与周家英母女俩慢慢混熟络了。

陈继良一般跟大家说的是普通话，但发现即便是很普通话，仍与村民们很难沟通。跟村民们见过几次面，熟络了后，当地人就跟他开玩笑，让他说几句上海话他们听，他们也跟着学，陈继良说几句，还用普通话翻译对照着说，他们听了都说完全搞不懂，一个村妇用手拍着大腿发感叹：“都说上海话像鸟语，怪不得喽，是真的哟！”村民们就笑成一团。

当地人所说的土词土语也不是他三五个月能听得懂、弄得明的。同一个物件的称呼，或同一个意思的表达，普通话与土语会有巨大差别。例如跟路过的人打招呼，普通话会说“您干啥去呀？”当地人说的是“你俩搞么家其也？”

简单的一句嘴边上跟人打招呼的话，不在当地生活过一年半载的人照样听不懂。周家英母女俩算是有文化水平的，能说普通话和一些书面语词汇。陈继良就与她娘儿俩聊得比较多，因此她们对他就了解多些。

她们了解到陈继良有高中文化，家教不错，性格和善，就回家跟叶校长说，你们学校不正好差人么？这个孩子文化好，教拼音、语文、数学甚至体育应该都没有问题。你们的普通话都没有他说的好，拼音可能没他教的好呢。对了，他还会英文呢，他高中是英语科代表呢。要不你跟上级领导和大队里说下，看看他能不能到学校当教师？这孩子跟咱们家秀材一样大，也是个读书人的样子，让他挑粪犁田委屈了，他也做不来呀。

叶校长于是找陈继良来聊了一下，也觉得不错，就向乡里的主管领导反映。对先锋大队唯一的知青，主管领导也很重视，就汇报到陈继良的表叔杨书记那里。杨书记当然知道这是好事，顺手推舟做了教育口负责人的工作，因此陈继良到农村不到三个月就到小学当了民办教师。

他比叶秀枝当老师还早两个月呢。

本以为要做几年面朝黄土背朝天、从土里辛苦刨饭吃的农民，却作了乡村教师，这对他而言已是很幸福的事。他自然从内心里感谢周伯母，况且周伯母在陈继良看来除了有点儿节约或者说抠门儿，有点贪东西——这可能是农村物质太贫乏导致的吧，对他而言总体是很照顾的。至少要比与他刚来时安排住的前一户人家要好上许多。

别的不说，只说吃的饭、菜质量就是云泥之别。他刚来时不会自己炒菜做饭，就将队上分的粮食全给到那户人家，并向那户人家交了一日三餐的生活费，饭菜全由那户人家提供。但在吃饭时，他们看他添了第二碗饭，脸色就变得很难看。而菜不但炒的味道不正，还特别不舍得给油。他们家主妇炒菜时精细舀出的一小勺油连锅底都没润湿，却要炒一大锅菜。至于味道，说它水煮盐拌吧，连盐都没给均匀，要么淡而无味，要么一坨坨的咸得发齁。他家用的是粗盐，有时盐味没化开，没炒均就起了锅。这种粗盐相比细盐便宜，咸味也重一些，多年后一般用来腌菜了。陈继良住进他家后，他家日常有七个人吃饭，桌上一般只有两三碗菜，除了一两碗是菜园里新摘的菜，永远都会有一碗霉烂发齁的水腌菜或人人筷子搌去搌来的辣椒臭豆腐。即便这样，他拈菜筷子勤了，或筷子重夹多了，对方男主人往往就停下碗筷深沉地看着他，四目相对后，陈继良一般会低头作反省状。在他家他几乎天天吃不饱，更谈不吃好。

相比而言，周伯母的饭菜就做的好吃多了，菜地的品种多，用油也大方些，甚至于她自己能晒酱油和醋，调味品多，厨艺明显与一般农家不在一个层次。当然，更不会有意限制他的饭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