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鹤伦虽问的韩恪，但顾岑脑海中却翻过许多思考，而谢鳞则回想起贾琏信中的内容。

贾琏认为的世界是这样的。

理学家强调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绝对的公私，理学家想象中的理想世界是二元对立的静态平衡，而经世学派的四位大家都讲公私统一，将私纳入公的范畴，是公私相济的功能主义。

二者理论上的不同演变为在经济上的观点就是重农抑商和工商皆本。

朱夫子在他的《劝农文》要求“禁约贩米出境”，主张通过国家调控抑制豪强之私，保护小农经济，将商业视为逐末，追求“不患寡而患不均”，抑制了社会的发展动力。

梨州先生评价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认为应该恢复市场的自发秩序，批判盐铁专营，认为它是伪公。顾氏先辈亭林先生倡导钞法论，改革货币制度，主张利用商业流通“通天下之利”。商业发展代表生产要素的流动，将商纳入本的范畴，就是在追求社会发展的活力。

朱夫子要的国家调控压制豪强不是不好，只是这个豪强的定义极为模糊。盐铁论里的豪强是地方上具备强大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力、政治势力的富商大贾、豪绅权贵。

而自北宋的张载、程颐提出宗法思想以来，朱熹又依靠前贤的思想主张重建宗族制度以强化基层治理，除强调基本的礼法以外，朱熹改良吕大钧的《吕氏乡约》，强调“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通过乡约组织实现乡村自治，同时创建社学也就是基层学校，促使理学理念深入乡村。

朱熹的理解中宗族乡约是天理在人间的具象化体现，宗族制度既能维护家族之私，又能服务于社会之公。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既从属于宗族，又归属于乡约，在亲缘、地理两个层面搭建了极为牢固而强大的人身依附关系。

在这样的情形下，商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流动对人身依附关系的摧毁是极为明显的，或者说工商业的发展会摧毁这套治理体系。

而士绅对这套体系的依赖是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