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民变，贪腐。

放权给孙传庭“先斩后奏”，是极其冒险的一步。

这意味着将陕西一省的生杀予夺之大权，在很大程度上交予了一个外臣。

历来，除了在辽东战事上给予主官尚方宝剑，便宜行事的权力之外，在地方官员身上，崇祯还从来没看这样放权。

毕竟，这是内政。

朝中的御史言官们若得知，必然会掀起滔天巨浪，弹劾他“纵容酷吏”、“败坏法度”的奏章恐怕会立刻堆满他的御案。

那些隐藏在幕后的对手，那些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他们会如何反扑？

崇祯甚至可以想象到，他们会如何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听信“谗言”、任用酷吏、动摇国本的昏君。

朝廷里的言官、御史，一个个阴毒得很。

如同一条条毒蛇一样，只要找准机会，就要咬人。

毒性还很强，可以置人于死地，也可以让人很久缓不过来。

崇祯回顾自己兄长朱由校时的情形，许多官员做了许多实事，可就是因为言官、御史的上奏，导致半途而废。

要不，将这些人都给杀了？

崇祯连忙将这种想法给遏制住。

最近不知怎么了，他的杀戮心很重。

看很多人、很多事都不顺眼。

他可是立志要当明君的。

兄长朱由校那句“吾弟当为尧舜”，时刻在脑海中盘旋。

可是不杀，又如何让政令出得了京城，落得到地方呢？

朝政不出京城，已经成为大明朝弊端。

如同毒瘤一样，不断地吞噬大明朝的健康。

一股熟悉的、冰冷的焦虑感再次攫住了他的心脏，如同滑腻的毒蛇，缠绕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