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卢象升也好，孙传庭也罢，加上洪承畴、左良玉，都是能剿灭一时的，都不能彻底诛杀。

一旦给了农民军喘息的机会，他们又携裹流民卷土重来，一发不可收拾。

这个时候，冒出来的一个奇人，让崇祯皇帝很信任。

他就是前面提到的杨嗣昌。

杨嗣昌熟悉典章故事，工于笔札，富有辩才，每次崇祯皇帝召见时，都能思如泉涌，侃侃而谈，与前任兵部尚书的呆滞木讷之状迥然不同，因此崇祯帝每次召见他的时间都远远超过规定时间，对他几乎言听计从，甚至惊叹：“用卿恨晚！”

其他的大臣，都是针砭时弊，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

唯独杨嗣昌，是有宏观的眼光，长远的胸怀，以及宽广的格局。

他对明朝的体系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杨嗣昌对明朝未来的规划可归纳为三点：一、攘外必先安内；二，足食然后足兵；三、保民方能荡寇。

其对策主要集中于前两点。对于第一点，他认为天下大势好比人的身体，京师是头脑，宣、蓟诸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

如今形势是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外患固然不可图缓，内忧更不能忽视，因为它流毒于腹心，如果听任“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所以他主张稳住京师附近的局势，专心致志、一鼓作气的剿灭农民军。

对于第二点，他建议增兵12万，并增加饷银280万两，采取均输、溢地、寄监学生事例、驿递四个途径。于是崇祯帝在他的建议下先后向民众加派剿饷和练饷。

杨嗣昌的大政方针得到了崇祯皇帝的支持，在卢象升、孙传庭等人硬着头皮的付出下，还是有成效的。

至少反贼的地盘被逐步压缩。

如果没有接下来的天灾，如果没有皇太极的进攻，如果没有国库空虚，杨嗣昌还真的能够建立不世之功。

可是，就像蜀汉的诸葛丞相一样，有时候鞠躬尽瘁了，只能死而后已。

五丈原的那场大风，吹灭了七星灯。

那一场瓢泼大雨，浇灭了蜀汉的希望。

杨嗣昌生不逢时，那三个如果，都是摆在他面前的狂风、骤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