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也非常重视对平民大众的教育，他认为应“教之歌诗习礼，申以孝悌，导之礼让”。对平民百姓的教育内容虽然浅显易懂，但这也是一种儒家道德的教育，目的就是淳厚世风，传播儒家文化。

书院作为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并以“书”为名，显然与它的藏书功能是分不开的。书院的教育功能是以藏书功能为前提的，“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实以为藏书之所，而令诸士子就学其中者也”。

首先，书院保存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典籍。这些典籍无论从文化传播学的视角还是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都是弥足珍贵的。

比如钟山、紫阳、敷文三所书院所珍藏的武英殿刊本的“十三经”“二十二史”等，以及白鹿洞、岳麓两书院珍藏的《御纂日讲解义》等古籍，为研究古代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另外，由于书院与学派的发展存在密切联系，故而许多学术大家的著述文字，也通过书院刊印、收藏得以保留下来。

其次，书院的刻书与印书等文化活动，不仅传播了文化，而且促进了文化的下沉和知识的大众化，推动了书院学术研究活动。

如朱熹所编撰的《论语集注》《论语要义》《近思录》《孟子集注》等二十多部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一方面，使理学成为学术的关注重点，另一方面，扩大了理学的影响面。又如阮元在主政学海堂和诂经精舍期间，刊刻了《朱子大全集》《十三经注疏》《诂经精舍》等一大批儒家文献。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书院的藏书不仅仅服务于书院的师生，而且可以外借，使书院成为“公共图书馆”，直接服务于儒家文化的传播。

益阳箴言书院允许院外士人借阅书籍：“凡院外之人愿读某书者，自具薪水蔬油来院，呈明监院，限以日月而借之。仍不许出院门。”

江宁惜阴书院也是如此，“俾本籍士子无书者得诣书院借读”

书院是七星大陆之上，一种独特的教育制度，不同于宗门却又有着极其相似之处，它集教学、学术、藏书为一体。

书院产生于唐末五代，其时，“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

书院在宋、明时期进入了鼎盛时期，明代王圻《续文献通考》记载：“宋自白鹿、石鼓、应天、岳麓四书院后，日增月益。书院之建，所在有之。”其“田土之锡，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

书院有着深厚的私学传统，宋书院与官学相比，体现了一种更为尊重学术、倡导争鸣的教育精神和气象，正是这种精神和气象，代表和促进了儒学教育发展的新高度。

书院对儒学的推动，在宋明时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促进了儒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即广义的“宋明理学”的发展，二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明理学与政治的结合，发扬了儒学教育关切世俗民生的勇气和精神，三是促进了地域性学术中心的形成。

书院自产生后，便与儒学自身的每一次蜕变如影随形，成为儒学学理衍生、阐发和传播的重要场所。书院开办者的初衷大多在于兴理学、明节义，朱熹在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时就曾说过：“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

书院极大地推动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发展，前者代表人物有程颢、程颐、朱熹等，后者则以陆九渊、王守仁等为代表，这些人都是当时主持各大书院的著名学者，书院是他们研究学问和传播学术思想的重要场所，他们的许多学术著作都是南教学讲义整理而来，如朱熹的《四书集注》、《朱子语类》、王阳明的《传习录》、陆九渊的《语录》等，这些讲义立足于儒家经典，却又能脱出训诂，着重从中发掘新的义理，通过对心性与本体、伦理与天道、人与世界等关系的探讨与诠释，把儒学推进到了进行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考的阶段。

“鹅湖之会”发生在鹅湖书院，以为学之本应是“道问学”还是“尊德性”的争论为契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开始了全面交锋的历程口]。

正是在这些讲学和辩道的过程中，宋明理学先后经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繁荣，在逻辑结构、价值方向等各方面都改变了传统儒学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