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藏在黄河故道的大堤下，像被时光遗忘的一枚干瘪枣核。我的童年，便是在这枣核里一段黏稠模糊的光阴。村里人给我起了个名号——“晕仙儿”。这名号贴切得很，自我有记忆起，世界于我便隔着一层永远擦不干净的毛玻璃。日光晃眼，人影重叠，声音传入耳中总带着嗡嗡的回响，慢上半拍。走路深一脚浅一脚，仿佛不是踩在结实的黄土上，而是飘在温沉的水面。我成了个魂儿没拴牢的孩子。

我大爷刘麦囤和我妈张大妮，为我这副模样愁肠百结。饭桌上，寡淡的薯干粥能照见他们拧紧的眉头。我大爷吧嗒着旱烟，烟雾呛人，他的话更呛人：“麦收扬场，他站垛子下能睡着；犁地牵牛，他能跟着牛尾巴走到沟里去。瞅瞅，这眉眼就没清明过！将来咋办？地种不了，手艺学不会，怕是连个媳妇都摸不着边儿，老刘家这一支，难不成真要断送在这迷糊秧子手里？”我妈在一旁偷偷抹泪，那泪珠儿砸在旧桌面上，和粥渍混在一起，小小的涟漪里映着她绝望的脸。他们的忧虑像梅雨天的褥气，黏腻地包裹着我家的土坯房，也包裹着我那颗浑噩却并非全然无知的心。

转机，或者说，是另一种命运的序幕，在我五岁那年的槐花季拉开。一直像影子般生活在家庭边缘的后奶奶黄秋菊，主动开了口。她平日寡言，眼神古井无波，看人时却像能穿透皮肉，只瞅见骨头缝里的凉气。那天，她站在院里的老槐树下，槐花正香得腻人，她对我大爷说：“麦囤，让这孩子跟我吧。”

我大爷愣住了，捏着烟袋忘了吸。

黄秋菊的声音平直，没有起伏，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他这晕，不是病，是魂儿比常人轻，一半在阳世，一半……在别处。寻常路子走不通，强按着头喝水，能呛死。跟着我，学点瞧‘病’的方儿，不拘是治人还是治‘邪’，总归是门手艺，饿不死。将来，或许还能派上大用场。”

我大爷蹲在门槛上，沉默了很久。阳光透过槐树叶，在他佝偻的背上投下斑驳的光块。他最终重重地磕了烟袋锅，溅起几点火星：“成！娘，您要是不嫌累赘，就把这包袱接了。学点本事，好歹算条路。看病驱邪，是积阴德的事，也是砸不烂的饭碗。”他看向我，眼神复杂，有无奈，有期望，或许，还有一丝卸下重担的轻松。

就这样，我懵懂地脱离了寻常孩子的轨迹，成了黄秋菊身后一道小小的、飘忽的影子。我的“晕”，在她那里获得了全新的解释，甚至带上了一丝宿命的色彩。她开始在我那片混沌的脑海里，勾勒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