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会回来的。

我爹说，你命薄，今后出门在外，要记住，不要想太多得事情，该吃你就吃，该喝你就喝。

命薄的人容易多想，多想的人容易命薄。

我说我记住了。

从奉天离开后，我竟然住进了军营，每天看那些日本大兵训练，后来，他们搜集很多物资，似乎是要为什么行动做准备。而且陆陆续续还有很多和我年纪差不多大小的孩子被送进来，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去哪里。这些孩子大多是中国人，我们猜测，肯定是日本人要进行秘密实验，我们肯定会被送去秘密实验基地。

再后来我们就被送进了大兴安岭的深处，那一年我十六岁，跟着军用车队一路行进，道路越来越窄，人烟越来越少，直到后来，站在车顶上望去，四周已经是接着天际的林海了。

沿途偶尔会有补给站，我们就会在补给站休息，补给站里面一般就只有一个蓬头垢面的日本大兵。因为这边根本就不会有外人来，因此也就不需要多少人守在这里。

再后来，就没有路了，我们开始和军队一起步行，日本人的物资留在后面，应该会后续陆陆续续运进去。我们在林子里走了快半个月，每天早上睁开眼就是漫无边际的林海，闭上眼睛还是林海。

开始有人生病，有人想家，有人晚上一个人哭。但我没有，我只是跟着队伍往前走，我爹说我命薄，不能多想。

有一个叫王顺天的死了，痢疾，队医给他开了药，但还是死了。那个队医叫左岸一郎，他已经很老了，会说中国话，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