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文学自己选择了一间空屋子，作为他的卧室。

屋子之前是实验室，平整的试验台，上面有很多玻璃器皿和电子仪器，有洗手池，有水，还有一个烧水壶，所有生活的必需都可以做到。

每天一日三餐，有人送到大门外，敲敲玻璃门，然后人就走了。

那两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轮流负责去拿食物，顺便把柳文学的也带上来。

起初，柳文学还是习惯性地取下口罩，表示感谢。两人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也不说话，递给柳文学转身就走，看见柳文学脸上被口罩勒出的一道又一道的痕迹，也不觉得滑稽。

后来，每天早上醒来，柳文学都不急着起身，因为起床也没有什么事可干。

他伸手拿出枕头底下的温度计，夹在腋下，闭着眼睛，静等15分钟。然后，睁开眼，仔细辨认温度计上的那条线的位置，一格一格地数：36.5°，正常。

于是，起身，开始一天漫长的等待。

柳文学最喜欢的地方是屋顶。

这个楼不高，只有五层。

黄昏，玫瑰色的晚霞里，湿黑的老榆树上，归鸟叽叽喳喳，喧闹不停。四周不见人走动，那些老旧的房子在夕阳之下一点点变得模糊，变得像是柳文学的家。

这破旧的房子引起柳文学强烈的思念之情，此刻，家里人在干什么？是不是和以前一样等我回家吃饭？

远远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坐在树下，拉二胡给树上的鸟儿听。

老人坐着一个马扎儿，腿上垫着一块猩红的布，特别抢眼，有点像一团鲜血。琴声悠扬、哀伤，还有历经岁月种种的从容。

只拉一曲，绝不会再有。

然后，万籁俱静。

就是远远地传过来一声汽车的鸣笛声，都让柳文学倍感亲切。他从这声音里，极力判断究竟是哪一款车发出的声音。

黑夜过后是白天，白天醒来等待第二个黑夜。

天气越来越热，柳文学的外套早就脱下来了。

整个北京城，不让出，不让进，像一口锅被盖上了锅盖。

不敢过多地给家里电话，因为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家里的问题集中在两点：1、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2、身体健康吗？不知道。

的确，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否健康，每天，他都觉得自己发烧了，有病了，可体温计显示还是36.5°。